在前輩的啟發之下,讓想法能夠化為實際的論文發表。

 

作者: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骨科 熊偉 醫師

相關文章:[快訊] 熊偉醫師團隊,關於利用 MRI 評估頸椎後縱韌帶骨鈣化症的病變品質分數之研究,獲 The Spine Journal 刊登!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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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的脊椎旅程上,我所懷抱的感激之情首先獻給我非常尊敬的導師張明超教授,現任於新北三重宏仁醫院院長。是他引領我踏入台北榮總骨科的大門,並在我選擇專精於脊椎領域之後,以無私且認真態度為我打下堅實的基礎。更重要的是,他更鼓勵我前往台灣各地,向許多卓越的骨科與神經外科大師學習。

 

張院長不僅在脊椎醫學領域內有著卓越的貢獻,還是脊椎骨質疏鬆症釘固定技術的專利發明人,在創新與發明的道路上,他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的思考和經驗。這其中也包括了本文的核心—對於脊椎手術中的一大挑戰,後縱韌帶骨化症(OPLL)在 MRI 診斷上的思考。

 

受限於台灣健保制度的種種規範,往往不會同時安排 MRI 與 CT 檢查於同一部位。儘管 OPLL 是能夠接受兩項檢查確診的疾病,由於許多實務面的考量,MRI 與 X 光片成為了許多患者的唯二影像。

 

 

將主觀判斷化為客觀評估,讓技術傳承。

 

過去,張院長曾經告訴我,當我在影像上看到 T1 和 T2 均顯得比水還要黑的情形時,應當警惕這可能是 OPLL 的徵兆。雖然我牢記於心,但文獻回顧顯示,MRI 在診斷 OPLL 的準確率並不高,大約只有 50-60%,幾乎相當於擲銅板的不確定性。

 

實際上,「比較黑」這一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,這一點從 Chubb illusion 這一視覺錯覺現象中得到了科學佐證。我個人主觀地認為,張院長在判讀 MRI 診斷 OPLL 的準確率之所以高於其他文獻,可能是因為每位醫生的臨床經驗差異以及 OPLL 相較於椎間盤突出的低發病率等因素所致。

 

我雖然沒有張院長三、四十年的豐富臨床經驗,但我仍然希望能將這種能力分享給更多人。於是我思考如何將這種主觀的判斷轉化為客觀的評估方法。在這一過程中,我感謝台北榮總放射科的林涵穎醫師,他在接到我的電話後,不僅立刻安排了時間聽我分享我的想法,更是在未曾澆熄我的熱情下,積極尋求專業意見,以確認這一思路是否存在偏差。

 

 

多虧前輩們給予建議,讓研究淬鍊。

 

科學探索永遠充滿未知,要將創意思維轉化為學術界所認可的成果,需要經過諸多的科學驗證和邏輯推敲。這包括考慮不同 MRI 設備的設定是否會影響診斷結果,不同人對影像的判讀是否存在差異,甚至是同一人在不同時間的判讀是否一致,以及這些因素最終對診斷準確度的影響。

 

在進行多項測試和參考不同的檢測方法後,我們嘗試採用 DXA 骨密度檢查中選擇最差值作為代表值的思路,選擇 3-5 個點後選取最深的點來進行評估。

 

張明超院長曾經提醒我,許多看似新穎的想法其實早已被探索過,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。我曾讀到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:「人類的偉大與經典作品實際上很少,市面上 95% 的作品都是在向這些偉大經典致敬或是抄襲。」因此,將創意落地的關鍵,在於廣泛地閱讀書籍和文獻,向前輩學習,從而讓自己的思考在遭遇挫折後能夠經受考驗,最終煉成真正有價值的見解。

 

在此過程中,台北榮總脊椎外科的周伯鑫主任對我提出了無數挑戰,更幫助我完善邏輯和參考文獻。正是他的推動,讓這項由台灣人發明的 LQ 分數能夠登上 The Spine Journal,成為學術界的一項小小的創新。

 

 

新思惟讓研究能夠真的發表成為論文

 

多年前,蔡校長的一席話讓我深受啟發。他說,每位從事醫療工作的人內心都可能孕育著一個宏偉的夢想:外科醫生渴望創造出全新的手術方法,內科醫生希望發現新疾病或研發出創新療法,影像科醫生則可能發明新的診斷或判讀技術。但無論夢想為何,深入了解自己領域的知識和抓住機遇都至關重要。

 

我們無法控制機遇,但可以透過不斷學習、努力研究,在前人的智慧中少走彎路,吸收更多的經驗和知識。學術論文寫作亦然,單憑個人努力往往難以突破,而新思惟平台提供了向眾多傑出導師學習的機會,使學習者能少走彎路。這不僅使臨床上的閃光點和創意得以凸顯,更將這些思維,從廣泛的天馬行空轉化為落地生根的實踐,最終成為能留名於學術史上的珍貴成果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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